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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9年，在長島的一個中產階級社區長大。我的父親是一名職業爵士樂手，母親是家庭主婦，我是他們的獨子。我是一個普通家庭里的普通孩子，學習成績較差。我喜歡和伙伴們一起玩：小時候在街上踢足球，在鄰居的后院里打籃球，稍大后喜歡追求女孩。
我們的基因決定了我們固有的優點和缺點。我最顯著的缺點是機械記憶能力很差。直到現在，我一直記不住沒有內在邏輯的東西（如電話號碼)，而且我不喜歡聽從別人的指示。同時，我的好奇心很強，喜歡自己把事情弄清楚，不過當時我并不像現在這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我不喜歡上學，不只是因為上學需要背很多東西，也是因為我對大多數教師認為重要的事都不感興趣。我一直都不明白，除了能得到母親的認可之外，上學上得好還能帶給我什么。
母親寵愛我，擔心我糟糕的成績。直到上中學之前，她都會要求我在房間里學習幾個小時后再出去玩，但我對此無法投入。她總是在支持我。她會把我要送的報紙疊起來，扎上橡皮筋：周六晚上看驚悚電影時，她還會烤餅干給我吃。母親在我19歲時去世了，當時我覺得我再也不會笑了?，F在每當我想起她時，我都會微笑。
作為一名樂手，我的父親通常工作到很晚，大約到凌晨3點鐘，所以他會在周末睡懶覺。因此，在我小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系不怎么親密，除了他總是催我做各種雜事，如修剪草坪和樹籬，而這些都是我討厭做的。他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而那時的我卻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孩子。在今天的我看來，我們當時的交流顯得有些滑稽。例如，有一次他讓我割草，而我決定只割前院的，后院的之后再說，但接下來的幾天里不停下雨，后院的草長得很高，我只能用一把鐮刀去割。這用了太長時間，等我割完后院的時候，前院的草又長高了，就這樣反反復復。
母親去世后，我和父親變得很親密，尤其是在我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喜歡他，也愛他。他身上有一種樂手身上常見的隨和、歡快的氣質，而且我欽佩他堅強的性格。我覺得經歷大蕭條以及在“二戰”、朝鮮戰爭中作戰，使他形成了這種性格。我對他記憶深刻的是，他70多歲時毫不猶豫地在暴風雪天氣里開車，每當被困住時他就自己鏟雪然后把車開出來，就好像這不是什么事一樣。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錄制音樂和在俱樂部里演奏上，65歲左右時開始了第二份職業，在高中和一所地方社區學院教音樂，直到81歲時突發心臟病。之后他又活了10年，頭腦從來沒有變得遲鈍。
當我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時候，我會抗拒，而當我樂于做什么的時候，什么都阻擋不了我。例如，雖然我抵制在家里做雜務，但我在外面很積極地打零工賺錢。從8歲起，我就開始送報紙，給別人家的車道鏟雪，做球童，在一家本地餐館擦桌子、洗碗碟，在附近的一家百貨商店做理貨員。我不記得我父母鼓勵過我打這些零工，所以我不好說我是怎么做起來的。但我確實知道的是，在那么小的時候就有這些工作，并有一些可以獨立支配的錢，教給了我很多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是我無法通過上學和玩耍學到的。
我年輕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那時美國國內的普遍情緒是豪情萬丈、鼓舞人心的，鼓勵人們實現偉大和高尚的目標。后來，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景象。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約翰F.肯尼迪，一個聰明、魅力超凡的人，他描繪著生動的畫面，探討如何改變世界—探索外太空、實現平等、消除貧困?？夏岬霞捌渌枷雽ξ业氖澜缬^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那時，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美國處于極盛期：經濟總量占全球的40%一而現在只有20%左右，美元是全球貨幣，美國是主宰性的軍事大國。那時，做“自由派”意味著致力于以快速而合理的方式向前奮進，做“保守派”意味著固守傳統的不可取的習慣一至少我和我身邊的大多數人是這么理解的。當時，我們眼中的美國富裕、進步、有條不紊，肩負著在一切方面快速進步的使命。這些想法可能有些幼稚，但有這些想法的人不止我一個。
那些年，每個人都在談論股市，因為股市很紅火，人們都在賺錢，包括那些在一個名叫林克斯的地方高爾夫球場打球的人。我從12歲起開始在那里做球童。于是我開始拿做球童掙的錢炒股。我的第一筆投資投給了東北航空。我買這個公司的股票，是因為在我聽說過的所有公司里，只有它發行的股票低于5美元一股。我發現，我買的股票越多，賺的錢就越多。這是一個很粗淺的策略，但我的錢因此增長了兩倍。其實當時東北航空快要破產了，另一家公司收購了它。我很走運，不過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這一點。我只是覺得在股市里賺錢很容易，于是我上癮了。當時，每期《財富》雜志上都有一張很小的可以撕下來的贈券，把贈券寄給雜志社后，你就能得到免費的《財富》世界500強的年度報告。我要了所有企業的報告。我現在還記得，郵遞員很不情愿地把那些報告全部拖到了我家門口，然后我就仔細地閱讀每一份報告。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始打造一座投資圖書館的。隨著股市持續攀升，“二戰”和大蕭條看起來就像是遙遠的往事，而投資似乎很簡單一隨便買只股票看著它漲就是了。當時的流行認知是，股市肯定會不停地上漲，因為如何管理經濟已經發展成了一門科學。畢竟，在之前的10年里，股價已經平均上漲了近三倍，而且一些股票的漲幅比這還要大得多。
因此，“成本平均策略”一每個月向股市投入金額基本相同的錢，不管這筆錢能買到多少股份一是當時大多數人采取的策略。當然，能選中最好的股票更好，所以這也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努力的方向?？梢赃x擇的股票成千上萬，全都清晰地列在報紙的最后幾頁上。
我喜歡買賣股票，也喜歡和朋友一起玩。小時候我和左鄰右舍玩，十幾歲時用偽造的身份證件進酒吧玩，現在則和朋友一起參加音樂節或者去潛水。我一直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為贏得獎賞而甘愿冒險一不僅是在市場上，而是在幾乎所有方面。同時，與失敗比起來，我對乏味和平庸的恐懼要嚴重得多。對我而言，很好的事要比糟糕的事好，而糟糕的事要比平庸的事好，因為糟糕的事至少給生活增加了滋味。在高中畢業紀念冊上，我的朋友為我挑選了梭羅的一句名言：“如果一個人和同伴的步調不一致，也許因為他聽到的是不同的鼓點。讓他跟著他聽到的音樂前行吧，不管節奏是遲緩還是激越。”1966年，我從高中畢業，那一年股市依然一片繁榮，我賺著錢，享受著美好生活，和我最好的朋友菲爾逃課去沖浪，做著喜好玩樂的高中男孩通常做的各種事情。當然，當時的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是股市的頂點。在那之后，幾乎所有我曾經對股市的認識都被證明是錯誤的。